2010年能源类股对华尔街最具吸引力

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则由建设单位委托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实施。

不足15%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适当少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但不得少于1/2。[31]学生申请减免餐费的表格也有民族和种族项目，内容同上，不过表格明确指出这是选填项目。

[20]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统计计算。访谈者还指出，法国在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方面走得比较远，最近行政机关的表格上都无婚姻状况一栏，发简历求职，匿名简历的呼声也越来越高。[48]《世界各国宪法》编辑委员会编译：《世界各国宪法•欧洲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页268。[22]依照我国法律法规，公民的民族类型是根据血缘来继承的，下一代的民族类型只能在父母所属的民族类型中选择，因而民族分类与血缘是紧密相连的。就业申请表一般不需要填写种族或民族类型，只有积极平权行动雇主需要采集雇员的种族或民族信息。

实际上，近年来某些少数民族公民在治安巡查、机场安检、旅店治安检查等场合，不时有民族身份受不公正、不平等对待的报道，对此前文已引证过相关事例。美国公民需要填写种族或民族信息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8] 修改后的《立法法》在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同时，也为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赋予了刚性的审查其合宪性的义务，这意味着针对地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已经不再限于程序繁琐、隐秘的被动审查，而是增加了主动审查的情形。

结语 宪法的任务并不在于指示出如何分析统计数据、破解科学难题，但法律的合宪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立法是否具有社会经济方面的事实基础。而对于设区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则由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就其合宪性实施主动的事前审查。[50] See Caitlin E. Borgmann, Rethinking Judicial Deference to Legislative Fact-finding, 84 Indiana Law Journal (2009), pp.10-11. [51] 参见注7，第219页。对于我国的合宪性审查机关是否应当在秉持自制立场的基础上认定相关立法事实，需要另加审视。

而在较为宽松的审查基准下，则推定立法事实存在，进而判断法律合宪。我国虽未采取由法院实施合宪性审查的体制，但考虑到审查的程序、立法机关予以回应的时限、以及审查的目的，作为审查主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亦应在认定立法事实方面保持一定程度的自制。

[40] 顾昂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草案）的说明——2000年3月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注1，武增书，第448页。虽然此种规则貌似自明之理，但实际上，对于有争议的事实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度的态度是，当权威专家与立法机关持不同意见时，法院应当否认立法的事实基础。三、立法事实认定中的自制技术 （一）自制技术I：审查基准与不确定原则的结合 在比较法层面上，针对立法实施合宪性审查的基准，例如美国和日本法上的审查基准理论，以及德国法上的审查强度理论，便属于立法事实认定过程中的一种自制技术。[12] 参见翟国强：《宪法判断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112页。

[5] [日]江桥崇：《立法事实论》，芦部信喜编：《宪法诉讼》（第二卷），有斐阁1988年版。进入专题： 合宪性审查 立法事实 。[59] 应当说，相比根据所涉宪法事项、所涉基本权利等因素确立认定立法事实时的不同自制标准，不确定原则更有直接的针对性。或许唯有在全国人大自行修改其所认为违宪的法律时，其程序可以与制定一部法律相比拟。

另一方面，在适用较为严格的审查基准时，则不应遵循该原则，因为严格审查基准要求立法机关更加审慎，如果不能对立法的事实基础有确切的把握，便不应草率立法。但问题在于，任何立法的事实基础或许都不是那么明晰的，也甚少有立法在事实基础方面完全不存在争议。

虽然依照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杨焕宁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次会议上的说明，废止劳动教养的原因在于其历史作用已经完成（参见张维炜：《劳教依法废止》，《中国人大》2014年第1期，第28页），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废止这两部决议时是否考虑过劳动教养制度的合宪性，亦值得探索。不过，事实认定与法益衡量也并不是毫无关联，卡斯特虽然为立法事实划定了一个纯粹的事实判断体系，但却并未指出认定立法事实对于法益衡量工作的意义。

审查主体总要面对琳琅满目的信息，如果但凡立法的事实基础存在争议，便要推定立法事实存在，则合宪性审查的机能也就不免萎缩。[10] 王书成指出，当前的宪法事例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对于立法事实及理由的尊重而陷入个人的违宪独断。[16]由于当代德国基本权利教义学在传统比例原则的三原则基础上，增加了对立法目的自身的要求，即要求立法所旨在促进的目标本身须正当，[17]因而有学者在阿列克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补充，指出公共利益之目的原则与狭义的比例原则皆针对法律问题，而妥当性原则与必要性原则针对的是事实问题。譬如，在检视《刑法》上的聚众淫乱罪是否侵犯了人身自由时，有学者指出，将公然实施的聚众淫乱行为规定为犯罪，属于维护社会共同体生活秩序和他人权利与自由的最小侵害手段，不存在其他相同有效且侵害更小的手段。[53]虽然学者认为不能据此断定宪法法院拒绝或废除了审查强度理论，[54]但此种不确定性无疑是审查强度理论在实践中遇到障碍的一个缩影。而全国人大审查自身制定的法律是否合宪，亦由宪法惯例予以确立。

依阿列克西（Robert Alexy）之见，这两项原则关联着基本权利的最优化实现在事实上的可能性（die tats#228;chlichen M#246;glichkeiten）。关键词:  合宪性审查 立法事实 事实认定 审查基准 立法程序 引言 人民代表大会虽然因其代议机关的性质而获得民主正当性，但从规范角度出发，宪法也应当对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一切立法活动发挥拘束作用。

[29]立法机关在程序上具有有效收集信息的优势。目的－手段结构中对于立法手段的评价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江桥崇归纳指出的立法目的的性质和重要性本身便是一种价值判断，与立法的收益与损失的平衡相关的事实实际上也不免涉及价值判断。

这两种命题之间的张力之所以能够化解，是因为事实判断的体系可以被诸如比例原则这样的规范性命题所容纳，且宪法规范要求合宪性审查的主体直面自身认识能力的限度，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相应的自制技术。[28]通过与选民以及利益集团对话，立法机关有能力收集幕后的信息。

对此，最高法院承认该法案的事实基础并不明晰，但却最终选择忽略权威医疗机构的反对意见，转而支持国会的立法。[30]立法机关不受不可偏听规则的影响，且立法机关的成员本身便来自不同地区，具备不同的背景及经验，由此便可考量来自不同人群的社会问题。一个方面是对立法记录的审查。即是说，国会制作的完整立法记录，并依据立法记录中所载明的信息作出判断，对于证明立法事实的存在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学者卡斯特（Kenneth L. Karst）从规制性立法的目的或效用，以及规制性立法的手段所造成的影响和耗费的成本两个方面，塑造立法事实的体系，并形成以下图示：[19] 表1：卡斯特的美国式立法事实体系 表2：江桥崇的日本式立法事实体系 虽然欧陆与美、日的宪法理论使用了不同的话语体系，但却内在地通联。这就意味着，对于后两种立法，即便相关事实问题存在较大争议，也应当尊重立法机关的判断。

[18]即是说，当借助比例原则判断法律的合宪性之时，尤其当判断立法是否不当地限制了基本权利之时，对立法事实的认定，便融合在对立法是否符合妥当性原则与必要性原则的判断之中。晚近，最高法院似乎已不愿明示其所适用的审查基准。

此外，按照《立法法》第54条的规定，法律草案的说明当中应当包含对起草过程中重大分歧意见的协调处理情况。[32] 参见注27，第1180页。

[25]其次，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理解，不少论者认为，立法机关在组织及运行方式上拥有某些特质，使其在事实认定方面具备更胜一筹的能力。[2]在探讨《婚姻法》禁止近亲结婚和禁止患有遗传性疾病者结婚是否侵犯了婚姻自由时，论者认为，禁止近亲结婚和禁止患有遗传性疾病者结婚的立法目的在于提高人口素质，但没有考虑到当事人不生育的情况。在美国法上，对于国会是否有义务制作立法记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度的意见是，国会的立法活动并不需要像司法或行政过程那样出示任何记录，决定是否制作立法记录乃是国会的特权，而非法院的权力。[9] 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废止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决议》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的决议》。

[43]不过，审查基准分化的根据在美国法和日本法上略有差别。有美国学者即观察到，合宪性审查的基准不是法院尊重立法机关事实认定的可靠预测标准，这表现在：当适用理性审查基准时，法院并非一贯尊重立法机关的事实认定。

由于立法的程序是地地道道的法律问题，审查主体不需要配备完备的事实认定手段，不需要调动庞大的事实认定资源，因而相比直接审查立法事实存在与否，对立法机关判断相关事实的程序加以控制，或许更具备说服力，也更符合审查主体在认定立法事实时保持自我克制这一基本原则。如果立法在事实基础方面存在争议，则审查主体应尊重立法机关的判断。

[33] Lamprecht v FCC, 958 F. 2d 382, 392 (D.C. Cir. 1992). [34] 参见注28，第190页。[44] 参见何永红：《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审查——以审查基准及其类型化为焦点》，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79-84页。